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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既白继续说：“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比赛，我这边也有自己的事。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就不重要。只是别把消息也做成任务。”

江遥听完没有立刻同意。她本能地觉得这样好像更疏远，可转念又发现，真正让自己累的正是那种隐形义务：早上应该回，晚上应该讲，没回是不是说明关系出了问题。喜欢一旦变成必须按时完成的签到，反而会让人躲。

“那如果我三天不找你呢？”她问。

原既白说：“我可能会找你。”

“不是说不用？”

“又没说不能。”

“如果我不回？”

“那我知道你在忙。”

“如果我其实不是忙，就是不想回？”

原既白沉默了两秒。

“那也可以。”

江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。

“你不生气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那你还说可以。”

“你可以不想回，我也可以生气。”

江遥躺在黑暗里，忽然笑了一下。

“你现在讲话有时候很讨厌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但好像比以前有用一点。”

电话挂断以后，两个人真的减少了联系。不是故意冷淡，而是不再把每天必须出现当作一种关系证明。江遥最长一次二十六个小时没有回复，原既白只在中间发了一张奶奶把他训练用豆子误拿去煮粥的照片。第二天江遥看见，笑得在教室里趴到桌上，回了一句：“你的数据集熟了。”原既白说至少验证了高温鲁棒性。她没有解释昨天为什么没回，他也没问。

这种自由反而让两个人重新轻松一点。

可选拔真正临近以后，江遥还是开始失眠。

不是整夜睡不着，而是凌晨四五点会突然醒一次，脑子里马上自动开始走题。去年差四分的成绩像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，平时藏得很好，越接近比赛越清楚。她知道自己今年比去年强很多：理论更稳定，实验从弱项升到前列，检查习惯也明显改善。可竞赛最残忍的地方恰恰在于，“比去年强”不等于一定能进。名额仍然有限，别人也在进步，一次抽题、一个单位、一次手抖，都可能把几个月拉开。

比赛前三天，杜老师取消了晚间加练。

有人问为什么。

他说：“现在再多做十套，也不会让你三天以后突然强一层。回去睡觉。”

江遥其实不想走。她坐在实验室里整理东西，拖了十几分钟。杜老师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她还没走，直接关掉半排灯。

“江遥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去年你输四分。”

她抬头。

这是老师第一次主动提。

“你现在还欠那四分吗？”

江遥愣了一下。

杜老师没有等她回答：“去年已经结束了。你今年进去，不是去还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