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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晨六点半，大学老校区已经比一群高中生更早醒来。宿舍楼下有人拿着塑料壶去打开水，操场上几个老人沿着跑道慢慢走，食堂后门的三轮车正往里卸一筐筐青菜。昨晚弹琴、打球的人大多还没起，林荫路上只有扫地车缓慢经过，梧桐叶上的水被刷子卷起来，在路面留下一条颜色更深的痕迹。原既白下楼时，赵峤已经蹲在宿舍门口研究一辆坏掉的共享单车，何牧则站在树下看一只鸟，顾遥最后一个出来，手里什么都没拿，只问了一句：“吃什么？”

这个问题比昨天讨论开放问题容易解决得多。苏棠已经查过三个食堂，听说西苑早上有小笼包和胡辣汤，五个人便骑着共享单车过去。赵峤一路嫌自己的车链条有杂音，原既白让他换一辆，他偏不，说既然已经骑了，就想知道到底哪里响。到了食堂以后，他把车停好还蹲下看了两眼，最后被苏棠从后面拎着衣领拖走，说再不进去小笼包就只剩蒸屉。

大学食堂的早餐让原既白第一次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早起。窗口一排过去，有豆浆、油条、馄饨、面、包子、煎饼和几种他叫不出名字的早点。何牧拿得最少，一碗粥两个包子；苏棠拿了一大盘，解释说今天不知道要走多少路；赵峤端着胡辣汤回来，被第一口辣得不断吸气，却坚持不承认自己点错。原既白坐下来时看见不远处第三组也在吃，江遥嘴里正咬着半只生煎，手上还比划着什么，季闻面前摊着校园地图，贺铭则在纸巾上画了几个箭头。

江遥也看见他。

两个人没有过去，只隔着几张桌子抬了下手。

苏棠顺着他的视线看了一眼：“你们认识很久？”

“初中同学。”

“只是同学？”

原既白抬头。

苏棠已经低头蘸醋，像只是随口问。顾遥坐在旁边慢慢喝豆浆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却明显听见了。原既白最后说：“很久的朋友。”

苏棠点点头，没有再问。

这种不追问反而让原既白稍微不自在了一下。他以前很少需要向新认识的人解释自己和江遥是什么关系，因为县城里认识他们的人几乎都已经有自己的判断；到了省城，一个陌生人只看几次互动，就会自然地问一句“是不是”。原既白忽然发现，那个他和江遥一直没有认真命名的东西，并不会因为他们不命名，别人就看不见。

八点半，所有人在活动中心集合。

叶教授没有发题，只给了每组一张城市简图、一张公交卡和一个信封。信封里每人二十块钱，旁边印着一句话：**今天不许在教室里找问题。**

下面立刻有人问能不能去博物馆。

叶教授说可以。

又有人问能不能坐地铁去很远。

“钱够就去。”

有人问调查多少人算够。

“够你相信自己不是只听见一个人的意见。”

还有人问下午几点回来。

“六点。”

活动组织者只规定三件事：不能冒险进入施工场地、医院病房等有安全和管理要求的区域；采访别人必须先说明自己是学生，对方不愿意就立刻停止；晚上回来时，每组只需要回答三个问题——你们今天看见了什么，你们原先误会了什么，明天准备继续追什么。

“不要急着提出解决方案。”叶教授最后又提醒，“学生特别容易出去半天，就想回来拯救世界。先把世界看清楚一点。”

第七组走出校门以后，五个人站在人行道上，第一次真正发现“不规定方向”也可以是一种麻烦。

苏棠主张随便走，哪边陌生往哪边去；赵峤想去电子市场，理由是那里肯定问题多；何牧对旁边老城区更感兴趣，因为地图显示那里有一条河和几个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宅区。原既白本能地想先选一个观察框架，比如交通、环境、公共设施、人群行为，顾遥听完只说：“你已经开始找答案了。”

原既白问：“我连问题都还没找。”

“你先决定问题应该长什么样了。”

这句话让他停了一下。

最后真的由苏棠决定，方法非常不科学：她站在校门口闭着眼睛转半圈，手指停在哪个方向就往哪边走。赵峤说这种方法没有任何依据，苏棠已经迈出去十几米，只回头喊了一声：“所以公平。”

他们先穿过大学旁边一条商业街。上午九点多，打印店刚开门，奶茶店还没营业，早餐摊的蒸汽却已经散到路中央。几个人一开始像游客，看什么都像问题：店门口电动车停得太乱，垃圾桶分类标志和实际投放完全不一致，公交站没有遮阳，盲道被共享单车堵住，甚至连早餐摊塑料袋太薄都被赵峤提出来。原既白在本子上记了十几条，越记越觉得哪里不对——如果一个城市走十分钟就能找到十几个“问题”，那大多数所谓问题可能只是“我看见一个不完美的地方”。

走到十字路口，他们停了下来。

前面红灯还有四十多秒，可几个行人已经顺着车流空隙穿过去。一个送外卖的骑手直接从斑马线边缘横切，两位老人却一直等到绿灯。苏棠看了几轮，说可以研究为什么有人闯红灯。原既白觉得太常见，顾遥却问：“常见为什么就不能研究？”

苏棠立即对站在路边一个刚刚闯过去的年轻人招手，礼貌问他能不能聊一句。

年轻人摘下一只耳机。

“刚才为什么没等绿灯？”

他明显没想到一个高中生会问这个，先笑了一下：“没车啊。”

“如果有车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