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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壁的程见微指尖一紧。

主问室沉默许久。

“为什么到今日才说？”

“原判把十九艘、三仓、后来四万八千两全并给我。我认一处，刑部便拿去补整条侵吞链。我怕说了，真的和假的又会合在一起。”

“现在不怕？”

“现在每一句分开记。”

这不是勇敢得值得原谅的回答。它只是说明，当制度只允许一个人全有罪或全无罪，人也会把真实的罪藏进被冤的部分里。

两名车户档案很快从军站旧簿找到。一个在十年前已死于疫病，一个仍住西城，靠替人修车轴过活。

老人被带来时一耳听不清，问句须重复。他认出军需暂凭上的折角，也认出程肃。

“是他给你的？”

“不是。他让小吏给。说先拿凭，军粮送到就能换钱。”

“换到了吗？”

“七年后换了半数，剩下卖给票号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背面不完整？”

老人笑了：“我连正面的字都认不全。”

老人从衣襟里摸出一块薄木片。上面有六道横刻，分别记每一年问款。第七道没有刻完，因为那年票号肯收，却只肯按四成半计价。

“你为什么卖？”

“孙女出嫁，车棚又塌。我不能拿朝廷会还给木头当梁。”

“票号有没有骗你？”

“价说清了。我知道亏。”

韩维山申请补问：“若当时有人告诉你，继续等可能七年，也可能更久，你还接不接这趟？”

老人想了很久：“军营真的没粮，我大概还接。但会先叫两个儿子都知道，别让他们以为我拿回一张纸就是赚了。”

他的回答没有替程肃证明紧急足以产生权力，只证明人在知道代价以后，仍可能选择承担。真正被夺走的不是所有选择都必须变成拒绝，而是选择本身。

程肃新增的两张因此有外证，不再只是自供。刑部将第一批责任从四张改为六张，十九艘余债继续按各经手另核。

程见微在隔壁发现一个时间问题。

老人说第一张凭是在午后拿到，军急房出件簿却记午前。若以前的她在主问席，可能立刻会问是不是补造。现在她只能把差异写成普通核验条，排到十六份之后。

两名书吏重新对过日晷校时、车队出门牌与老人住处。结果是军急房按文书出房记午前，车户实际领到已是未初，中间隔着军站递送，并非伪造时点。

她的怀疑没有成立。

核验条仍保留，旁边写“已解释”。这样以后若有人看见时辰差，不必再把老人叫来重复一遍。

程见微读完，心里反而松了一点。父亲已经有足够确凿的罪，不需要她再从每一处差异里找一把刀。

第三项核沈氏授权。

沈令仪只到场确认三件事：她写过拒绝；私印盖在收件栏；她没有授权程肃将其移到担保栏。

“你是否后来因粮已发而追认？”

“没有。我的商号继续履行已经签明的一千石，不等于追认其余一千石，也不等于追认国家债。”

“程肃说，他以为你不会在军前拆穿。”

“他对我的判断可以解释动机，不能生成授权。”

“你们当时是夫妻。”

“所以他更知道我说不是什么意思。”

她回答完便退出，不听程肃陈述。她今天穿深蓝短褙子，发间一根银簪，走路很快，右肩略向前，像随时准备穿过一条拥挤商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