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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上哪找这样的事干？

上午的阳光从天井里斜斜地洒下来，学堂的槐树影子铺在青砖地上，碎碎的，婆娑的。

学堂里。

周教谕坐在讲台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《礼记》，没有翻书，只是信手拈来，口中讲的是《礼运》篇里的大同小康之论。

林砚也从中间坐到了第一排靠窗的位子上。

面前铺着一张纸，手里攥着笔，但一个字也没记。

他在听。
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这几句你们都会背，但什么是‘天下为公’？”

周教谕放下书，目光扫过堂下几个学生，最后落在林砚脸上，像是在告诉他。

“尧舜禅让是公，禹传子是私，从公到私，从天下到一家，这是三代之变，但变的不只是制度，你们想想，为什么禹之后，再没有尧舜？”

林砚手里的笔，顿了一下。

这个问题他在前世读《礼记》时也想过，但从来没听人从这个角度切入过。

周教谕不等学生回答，自己接了下去，声音不紧不慢，像一把刀在磨石上慢慢磨。

“不是禹不想禅让，是禅让的制度根基在禹的时代已经崩了。”

“尧舜之时，天子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首领，靠德行服众，没有世袭的根基，到禹的时候，治水成功，九州一统，天子手里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力。”

“有了权力，就有了私心，这不是禹一个人的问题，是权力本身的重量变了，所以‘天下为公’不是靠一两个圣君就能做到的，它需要一整套制度来约束权力”。

“这就是《礼运》的核心，礼不是用来约束百姓的，是用来约束权力的。”

学堂里的学生纷纷跟着点头，有笔雾龙飞的，有心里默背的，还有几个昏昏欲睡的。

唯独林砚。

他听到这里，眉头皱了皱。

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。

前世他读过的西方政治学里讲权力制衡，跟周教谕这番话的内核何其相似。

但周教谕用的是《礼记》的语言，用的是三代之变的逻辑，比现代政治学更朴素也更有力。

他放下笔，开口了，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经过斟酌，“周师，学生有个疑问。”

周教谕抬起头，“林砚，说来听听。”

林砚淡淡开口，“既然礼是用来约束权力的，为什么历代王朝都把礼变成了约束百姓的工具，从汉到唐，礼越来越繁琐，约束的不是天子，是庶民，这岂不是跟《礼运》的本意背道而驰？”

周教谕正要端茶，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，茶盏停在嘴边忘了喝。

他看着林砚，眼神里不再是欣赏，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。

这孩子刚才的问题不是在考据，不是在释义。

是在用他刚教的东西去解构两千年的政治史。

他只教了一句“礼是用来约束权力的”，林砚就顺着这句话，一刀捅穿了从汉到唐所有王朝的虚伪。

这不是举一反三。

这是直接把问题翻了个个。

反过来问。

既然礼的本意是这样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做不到？

这种思考方式，不是读书能读出来的。